第285章 谋杀

  我扑上去把她一把扯到地上,然后大声喊她:“阿琳!是我,你已经离开水中了,你看着我,阿琳!”
  她全身猛地一震,然后大大地呼吸着,像是离开空气很久的样子,卫川也扑下来把她搂在怀里,抬手摸着她的额头,她用力地咳着,慢慢平息之后说了一句:“没,没有刹车,没有刹车,安全带打不开,我打不开。”
  她突然痛哭起来,卫川紧紧地搂着她,她有些歇斯底里:“他们要杀死我,他们是要杀死我啊,没有刹车,我出不去,车窗打不开,他们是要杀死我。”
  我长吁一口气,看来,回忆的确并没有那么简单,看看卫川,不知道他当初是为什么死去,但是永远别让他去喝那玩意了。
  卫川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哄着她说:“不怕,雨茉我在这,不怕,已经过去了。”
  雨茉哭泣着向我看来说:“我终于知道你那天的感受了,好难过,过去和现在的交叠,回忆把人几乎撕成碎片,那些痛苦的记忆,像刀一样。”她现在唏哩呼噜的说的全是香港话,好在我和卫川能听懂,可是她却没有反应过来。
  “卫川,你不要喝,不要想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痛苦才死去的,千万别想起来,还是这样最好。”现在的她又在说普通话了。
  我伸手握了握她的手说:“好了,你现在都想起来了,过程比我要短,比我强。”
  她摇摇头,忽然抬头看向卫川问了一句:“你是谁?”
  卫川惊讶地看着她说:“我是卫川,你不记得了?”雨茉茫然地看着他又看向我:“你又是谁,我在哪?这是什么地方?”她说着站了起来走到窗前去向外看着,然后一脸惊恐地后退几步看向我们又用粤语问道:“你们究竟是谁?我在哪?”
  于是我也只能用粤语和她对话:“阿琳,你出了意外,你开车摔进了江里,现在已经没事了。”
  “意外?意外?不,不,不是意外,不是的,那是一场谋杀,你们是警察吗?他们要杀我,要杀我。”她恐惧地四下看着然后重新缩在墙角里双手抱着头,惊恐地说:“我已经都让步了,我已经什么都听他们的了,为什么他们还要杀我?为了钱,他们竟然这样对我。”接着她又伏在腿上去,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
  卫川心疼地走过去半蹲在她面前说:“不用怕,现在他们已经不能伤害到你了,你也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你看看我,好好看看,你一定认识我的。”
  他说着伸手摸过床脚柜上的控制器打开了电视,然后拿起手机和电视连接,不一会儿,电视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是我们三个刚来到这里,就在这间房间里拍的,那时的我们因为住了这么好的房子而欢欣雀跃,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的,还有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我看着屏幕也一并回忆起了过去那些美好时光。
  后面的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拍的,但是很多张照片里,他们身边总是会留一个位置,我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对卫川说:“哎,其实你们在那里摆上一副碗筷或者我的照片不是更好?”
  雨茉突然笑着说:“你又没死,为什么要摆一副空碗筷?你这家伙现在怎么说话口没遮拦的?”我摆手说:“就是个比喻嘛,或者后期在空白的地方p上去一张我的头像也行啊,或者放一个马脑袋,不然,让不知情的人看见不误会你们是在纪念我这个死鬼才怪。”
  雨茉笑着说:“开始是这么想来着,没想着放别的,吴子同说,应该放个鸡翅膀来表示你,别人也不会误会。”我一拍腿说:“哎,你看人家当老总的思维就是不一样啊。”我说着看向雨茉,她也笑着点点头向我看来,卫川抬手抚摸着她的头发问她:“现在,还记得我吗?”
  雨茉看着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抬手摸着他的脸颊把嘴凑了上去,两个人就亲在了一起,我忙站起身来走出去,到了厨房,我拉开冰箱,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蛋糕,我一时好奇就拿了出来,结果上面写着几个字倒让我惊愕住了:“祝马央然生日快乐。”
  我的生日?是今天?不对,昨天?昨天我们还在外面,那是哪天?我听见脚步声忙把蛋糕放回去,假装不知道地用杯子盛水喝。
  卫川拉着雨茉的手也走进厨房,我对雨茉笑着用粤语说:“欢迎归来。”
  她错愕地问我:“你电视看多了,怎么突然说粤语?”说完她自己也才反应过来,吁口气,接着再看向我们的时候眼中多了些杀气:“阿琳死了,活着的是周雨茉,我是不是可以替自己报仇了?”
  我点点头说:“可以啊,你想他们怎么死?不不,我们解决他们很容易,你先说说,你是谁吧。”
  我们回到客厅,雨茉告诉了我们她的真正身世:“我叫姚安琳没错,但是,我的爹地,哦,我爸妈是在香港有生意,不过几年前就搬到新加坡去了,因为我嫁给了他们瞧不起的人,乔家志!我当时愿意嫁给他,不是我眼瞎,而是当时他的父亲正在威胁到我父亲的产业,如果我不嫁,我父亲多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他也有可能会坐牢,这是个商界问题,就不多说了。
  “我一方面是为了父亲的生意,又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为了他们,我父亲以前是个军人,为人直率,最看不得别人玩手段,他宁愿去坐牢,但是我不,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跌倒,因为我知道,他赔不起,我称母亲也赔不起,于是我就嫁给了他商界对手的儿子,外界的说法不一,但说我坏话的人却占多数。
  “因此,我的父母因此就离开了,把所有的产业都搬到新加坡去,和他们之间,不,和我们之间也全都没有了任何关系,我背负着这样的压力没有和他离婚就是怕他们在我父亲的新事业开展之前又去破坏,于是我就在他们家里隐忍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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