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 那一夜我梦见了鱼

  后来我跟“蝈蝈”确认过日子,就在他们从掏空的巴西木里发现毒品的那一天,夜里,在段向北给我安排的宾馆套房里,辽阔无边的大床上,我梦见了鱼:
  我梦见自己徜徉在一个池塘边,也许不是池塘,是一片海,我梦见我和很多人一起打鱼。起先,我飘荡在一条船上,海浪很大,或者风很大,我摇摆不定,头昏目眩……这时有人告诉我,一个来历不明的妖怪出现,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到鱼了,那时我们已经上岸了……这个时候我的胳膊上突然长出来一条鱼,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把那条鱼从我的胳膊上撕下来,扔到地上……很多的人,戴着西沙渔民那样的斗笠,因此他们的面孔都陷落到阴影之中,我看不清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表情,我突然明白了,只要我的身上长出了鱼,这个渔村就可以免去所有的灾难,于是我在梦中笑了,我说,来吧,都来吧……
  我的话音未落,我的大腿上又长出了一条鱼,一条奇形怪状的鱼,我想那不是常见的鱼,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怪物,我尖叫着把它从我的腿上撕下,尖叫着把它扔到地上,这时我发现地上推满了从我身下撕下来的鱼,它们堆集在一起,艰难地蠕动着……我的两个膝盖之间,又冒出了一条鱼,如果我不快一点,它就会钻进去,我吓坏了,我捏着鱼的尾巴,使劲扯,它在我的手中断裂,冒出黑色的血,它的尾巴在我的手里,它的头使劲往里钻……
  我大叫着醒来!
  没有鱼,什么都没有,只有床头一盏灯,幽幽地发着光。
  我恐惧得浑身抽搐,我读过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名著《人》,我隐约记得她在那本书里说过,梦见鱼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梦见鱼就意味着有人死了。
  我不敢想下去,我把头埋进松软的枕头,我必须沉入另一个梦境。
  在另一个梦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那种鱼的名字叫:
  麻烦!
  噢!我说我懂了,一堆从我的胸膛,从我的大腿,从我的脚尖上,生长出来的,名叫麻烦的鱼!
  第二天,我换上从集市上买来的,五颜六色的本地少女服装;我徜徉在阳光明亮得让人头晕目眩的,安静到摩托车驶过仿佛也悄无声息的小街上。棕榈投下的阴影落到我的脸庞、手臂和大腿上,像一群慵懒的蝴蝶,而我呢,也像一只找不到花朵可以暂时歇一歇脚的蝴蝶,我深呼吸,命令自己全身放松……阿林不远不近地跟着我,身形微晃,像一个暗恋我的小男生;有时他开车,这样跟在我身后的就是一辆大吉普,像缓缓蠕动的豹子,不动声色。现在,我看起来,应该完全是一个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的当地少女了,这样的少女,或多或少都会与贩毒武装、贩毒分子扯上关系。
  后来……“蝈蝈”向我讲述段蒙生、段向北贩毒武装的各种“背景资料”时,我突发奇想,我被作为“人质”扣在段向北身边的日子,是不是就像段蒙生那些年轻的姨太太呢?
  或许是吧!
  她们和我一样随时面临着脑袋落地的危险,如果段蒙生的手下发动“政变“——这在贩毒武装内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段蒙生本人就是靠“政变”上台的;如果段蒙生的部队与其他贩毒武装发生战斗,而段不幸战败,他的那些姨太太,要么被掳为他人的妻妾,要么被杀被卖;如果她们也卷入毒品犯罪,比如打算在段蒙生死后弄点养活自己的“体已银子”,一旦落入国际禁毒组织之手,不管是谁的姨太太,同样是死路一条。
  我不能想那么多,我也不会想那么多,事实上,那时候,我连段向北的真实身份都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在这个人面前要小心,这个人与“蝈蝈”的生死密切相关,与我的生死同样密切相关。
  当我在小镇的集贸市场大把大把花段向北的“银子”,购买从衣服、拖鞋到小饰物、小挂件等等乱七八遭的玩意儿,躺在段向北安排给我的大床上一次又一次被恶梦惊醒时,“蝈蝈”押运的卡车已经进入到了广东地界。
  那辆跟踪运毒卡车的吉普车,等到交警部门把出了车祸的车辆弄走,清通开道路,急急忙忙追赶“蝈蝈”押运的卡车时,交警封锁了“蝈蝈”他们正在“修车”的那条路,理由是山体出现了滑坡,所有车辆必须从另一条路绕行。这样一来,吉普车竟然跑到“蝈蝈”前头去了。等到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掉过头来寻找“蝈蝈”的时候,很不幸,那辆吉普被一辆轿车追尾了。虽然吉普车和轿车损伤都不大,双方也没有人员伤亡,但轿车司机一定坚持吉普车上的人跟他一起去交警队“公了”。也许是吉普车上的人对“大陆公安”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本来这起交通事故应该由追尾的轿车负全责,但他们不愿去见“大陆公安”,轿车司机便让他们陪一大笔钱“私了”,他们打电话请示了段向北——这个电话被专案组准确地监听了,据说,段向北在电话里对他们破口大骂,让他们赶快拿钱消灾,然后马上滚回来。
  这样一来,“跟踪车”不仅丢了目标,而且丢了任务,“跟踪车”的游戏结束了。
  这些情况,专案组都通过在曼海公安检查站交给“蝈蝈”的那部手机,及时用暗语通知了他。
  与此同时,“蝈蝈”用段向北配发给他的那部手机,与他保持着联系。“蝈蝈”通报了修车的事情,包括修车消耗的时间,修车的地段,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如何修好的,细节无一遗漏。“蝈蝈”怀疑段向北在卡车上悄悄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这样段向北完全有可能通过商业卫星系统,全程监控这辆车的运行情况。他会发现卡车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但他永远不会知道,这辆车在停止运行的那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手段还没有先进到用侦察卫星看清地面上每一个人的活动情况。
  段向北没有说什么,只是要求“蝈蝈”按时把货送到,进入广东地界后也不要开手机,到时候会有进一步的指示。
  在两名疲惫不堪的驾驶员看来,“蝈蝈”只有一部手机,“蝈蝈”使用的始终是那一部手机。
  尽管专案组成功地替“蝈蝈”清除了“尾巴”,他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蝈蝈”亲眼看见过段向北“指挥”贩毒活动。关键时刻,段向北的桌上摆着至少三台笔记本电脑,每部电脑里的资料绝不相同,这些电脑分别用于电子汇兑、卫星定位、网络即时交流等特定的功能;电脑旁一字排开近十部手机,每部手机都编上了号,每一台手机都有不同的号码,一台手机对应某个特定的人,无论这个人是重要的马仔、送货人还是接货人,甚至执行同一任务的不同人员,段向北绝不会用同一个手机号码跟他们联系。
  所以,“蝈蝈”只能反复提醒自己,也许在某个地方,仍然有不止一双眼睛盯着他,盯着他押运的这辆货车,盯着车上运载的巴西木,盯着藏在巴西木树干里的“货”。
  要知道,这批货如果转运到欧美市场,价值将在一亿美元之上。
  但是,让“蝈蝈”感到欣慰的是,他注意到战友们“跟”了上来。
  专案组的安排是:使用两台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汽车,对“蝈蝈”押运的卡车进行交替跟踪,为了避免引起驾驶员,或者段向北安排的其他跟踪人员的警觉,两台汽车共携带了二十多付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牌照。那两种车型都非常普及,中国大地随处可见,只要更换了牌照,绝对不会有人想到那就是同一部车。
  当然,“蝈蝈”是知道的。
  后来“蝈蝈”告诉我,他并不担心“丢货”或者“丢人”,专案组做出了如此严密的安排,实施控制下交付,待时机成熟时,将“下家”一举擒获,彻底摧毁这条由“金三角”经云南、广西、广东转道香港进入欧美的贩毒通道,这些都不是问题。“蝈蝈”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他不是孤单的,他的身边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公安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
  “蝈蝈”担心的是我!
  不错,我是孤单的,我甚至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把自己扔进了这个巨大的漩涡。我的冲动和执着,我冒然奔向他的脚步,而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将我拥入怀抱,否则他就会引起段向北的怀疑!就这样,我成了孤零零地陷落到敌后的一枚棋子。
  按照“蝈蝈”与段向北的约定,卡车进入广州市区之前,他命令驾驶员停车。
  然后“蝈蝈”静待段向北与他约定的通话时间来临。
  时间一到,“蝈蝈”立即打开了段向北“配发”给他的手机。
  段向北很快给“蝈蝈”打来电话,指示他把车开到一个指定的收费站出口,会有一辆白色的“帕萨特”轿车在那儿等他。看到他的车之后,那辆车的刹车灯会亮三次,然后跟上“帕萨特”走就是了。
  “蝈蝈”只说了两个字:“明白。”
  段向北让“蝈蝈”一个小时之后再开手机,“蝈蝈”仍然只说了两个字:“明白。”
  然后“蝈蝈”指挥驾驶员朝段向北指定的那个收费站驶去。“蝈蝈”不得不佩服段向北的精明,段向北虽然从未到过广州,但他一定派人探过路,他知道从“蝈蝈”现在的位置到达那个收费站,正常情况应该行驶45分钟左右。
  这也恰恰是段向北为什么要派“蝈蝈”做“押车人”的原因,因为必须有一个人替他处理路上发生的各种情况,而且这个人对运毒车经过的每一条公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交通情况,以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等等都必须十分熟悉。
  但是段向北永远不会知道,“蝈蝈”的身上,有一部24小时处于开机状态的手机正源源不断地将他的位置发送到专案组;段向北更不可能知道,“蝈蝈”的身后,那辆毫不起眼的“金杯”旅行车上,至少有5名专案组成员;段向北甚至不可能想象,就在“蝈蝈”挂断电话,按照他的指示关闭手机电源的同一时刻,有多少部红色电话响起,有多少台监控雷达在旋转,有多少名特警快速登车,有多少辆警车悄然扑向夜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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